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为什么要进行自我革命

《韩诗外传》卷六云：若夫忠信端悫而不害伤，则无接而不然，是仁之质也。

到了春秋时代，人文主义思潮兴起，孔子站在人道立场上开始深入地思考礼乐文化的精神实质问题。[4]表明爱人要从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开始。

伊斯兰教教人行善惩恶，要求穆斯林不仅自己要仁慈，要行善。汉代杨雄说: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另一方面，自爱不仅是自己对自己的事情，它也要在人—我关系中实现，即有被他人尊重的要求。何谓慈悲？《大智度经》卷二十七十: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拨一切众生苦，即慈为给予众生之快乐，悲为解除众生之痛苦。(《春秋繁露•仁义法》)[17]强调仁爱不能局限在爱自己，要扩展到爱别人，这样才能体现仁的精神本质。

感通就是不需要任何外在机制就能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孔子虽然没有把仁爱推及物的明确论述，但他对自然界的生命充满了怜悯之情。这是天意啊!于是即位为天子。

也就是说，尧取法于天的公正无私而行禅让。(《万章上》) 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这句话的观点同上述‘大同‘小康的观点是一致的，都正确地反映了历史事实。陶寺遗址还发现了观象台，证明了《尚书·尧典》记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真实性。

‘尧舜禹传说时代不是传说，而是真实存在的信史。帝尧是古昔圣王完美的人格，为政的典范。

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第四，禅让制体现了尚德授贤，有德者居位的观念，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荡荡者，道德至大之貌也。

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尧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开始有所犹豫——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还是禅位于舜？最终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当然，陶寺遗址是否尧都学界还有不同认识和疑问，如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许永杰所说，假定陶寺是都城的话，如果一定要我说是谁的都城，我也倾向于是尧都，但也只能是早期可能是尧都。允执厥中出于《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就是说，尧舜禅让的原因在于因德而授贤，天子之位应该是有德者居之。

云‘大哉尧之为君也者,为禅让之始，故孔子叹其为君之德大也。（《论语·雍也》）对中庸之道推崇备至，所以刘宝楠《论语正义》对《论语》尧曰章注说：中庸之义，自尧发之，其后贤圣论政治学术，咸本此矣。

如二典，即求尧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从垚，在兀上，高远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谤木便演变成了后世的华表，具有一定的象征、装饰意义。这四个方面都是尧帝恭行在身之德，故谓之四德。为国以礼以礼让为基本精神，而不是争夺。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是尧向舜禅让时讲的，其中的核心思想是允执其中。

所以又则天之德者，夫天道无私，唯德是兴，而尧有天位禅让舜，亦唯德是兴，功遂身退，则法天而行化也。是说只有君子才能遵循中庸之道，能够与时俱进、切合时宜，在时间维度上把握中庸之道。

这里的历象就是孔子的历数，是讲岁、月、日、星辰运行规律的天文历法。对于尧舜的禅让，各家提出各自的看法，做出不同的解读，借以表达各自的思想。

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由于帝尧功德高尚，后人常用尧天、尧年、尧天舜日称颂帝王盛德和太平盛世。以此聪明之神智足可以经纬天地，即‘文也。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是为覆盖众圣，最优之明文也。

云‘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者，则，法也。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

陶寺与尧都在时空、龙崇拜、陶寺观象台遗址与文献天文历法，以及文明发展高度等方面相吻合。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

又引王弼云：圣人有则天之德，所以称‘唯尧则之者，唯尧于时全则天之道也。《中庸》说孔子祖述尧舜，朱熹《中庸章句注》就说祖述者，远宗其道，即远宗尧舜之道。

李元庆先生说：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构成一座伟大的历史丰碑：它是中国历史正式踏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也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集团正式形成并由此推进文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奠基石。可以看出，儒家重视禅让是因为禅让是圣王政治实践，体现了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的美好理想。而出土的彩绘龙盘、陶鼓、玉钺、玉戚等则可能是代表王者地位的礼器。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正文一开始即云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

由此可以看出帝尧的民主风范。要走出疑古时代，上溯到尧舜禹等古代圣王那里，重温二帝三王的辉煌，重构古圣先贤的历史，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陶寺遗址初步具备了这些文明因素，而且能够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巫文化、祖先崇拜、礼乐制度等也肇始于这里。《尚书·尧典》中的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回归年长度，就是通过观象台观测日出方位和圭表测量正午日影两种方法共同得到的。